一条涉及银行账户冻结状态的信息，在黑市上可以卖出千元高价，远超普通公民个人信息几元至几十元的市场行情。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判例揭开了冰山一角：福建籍男子拉拢江西省上高县多名警员，利用国家反诈平台非法获取并倒卖公民银行账户信息，以每条1000元的价格非法查询170余条，并对27个账户直接操作止付。
第一财经根据多则公开判例调查发现，山西、江西、福建等多地出现警方“内鬼”与社会中间人合谋，倒卖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中的敏感信息。这些信息被层层倒卖给诈骗团伙和洗钱团伙（俗称“水房”），成为他们精确转移资金、试探警方调查进展的工具。
目前，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多部门启动专项打击行动，严惩行业“内鬼”，严厉打击信息泄露、倒卖、使用等全链条的违法犯罪活动。
一条灰黑产业链
一条围绕反诈平台的灰黑产业链已浮出水面。根据公开披露的多则判例来看，公民在反诈平台的银行账户信息，多数通过“社会中间人”与“警方内鬼”的合谋被层层倒卖。
操作链条通常由中间人发起，上述江西省上高县的案件中，中间人王某甲伙同林某甲、林勇等人来到上高县，利用林某甲、林勇与当地公安局某负责人晏某的旧识关系，请晏某帮忙在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查询银行账户的冻结、止付状态。截至同年6月2日，共非法查询170余条。晏某后又作为中间人联系其他警员。在山西省汾阳市的一则案件中，公安局工作人员王某为牟利，伙同其朋友董某，多次以“办案”为名，使用公安数字证书非法查询董某提供的银行卡账号。
具体操作并不复杂。多数判例提及，警局“内鬼”先查询银行卡账户状态等信息，再由中间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纸飞机”将查询结果转发给上线以牟利。除查询外，内部人员亦可利用权限直接干预账户状态。在上高县案例中，左某甲经王某甲与其单线联系后，对王某甲发来的银行账户在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进行止付操作，共止付银行账户27个。
而管理漏洞为“内鬼”提供了可乘之机。上高县案件中，涉案警员并未使用本人数字证书，而是盗用刑警大队民警曹某的公安数字证书登录查询。汾阳市判例中，王某同样以办案为由使用他人数字证书，将查询结果通过电话、图片及视频发送给董某，后者再转交“上线”。
福建省一名接近公安系统的人士乾明表示，警察数字证书是公安机关用于标识警察或辅警身份的专用软硬件设备，持该证书查询敏感信息。公安系统内登录国家反诈平台通常有人脸识别、插入公安数字证书并输入密码两种方式。通常而言，接到诈骗相关报警，核实相关证据后，便可以对对方涉诈账户进行查询。发起查询可同上级领导汇报，但并非必须。上述“内鬼”可能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
高额佣金是公安内部人员铤而走险的直接动因，此类信息查询的价格远超市场“正常”水平，每条高达1000元。
上高县判例中，晏某一方每查询一条信息可获取至少1000元的报酬，林勇可获取每条1000元的报酬。此后，晏某等人进一步联系多名警员参与上述违规查询。检方指控，在开展上述非法查询期间，被告人王某甲通过多个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账户，向李某和林勇的银行卡、支付宝共转账60余万元，用于结算、支付查询报酬和相关支出费用。
山西汾阳判例也呈现类似模式。董某通过网络联系到“上线”（未查实），对方给董某提供银行卡账户，让其查询银行卡状态等信息，并承诺查询一条信息给董某1000元。董某便联系了当时在汾阳市公安局工作的王某，告知其情况并与王某协商好处费二八分成。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王某、董某共计给“上线”查询银行卡账户状态等信息141条，收取上线好处费14万余元。
谁在为千元高价买单
第一财经调查获悉，在数据黑市中，普通公民个人信息的市场价通常为几元至数十元，但涉及银行账户冻结、止付状态的信息，单条报价可达千元以上。
谁在为高价买单？为何愿意支付如此“天价”？
民间反诈人士卢成对第一财经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是最主要、最直接的买方。诈骗团伙与洗钱团伙愿意为一条信息支付千元“天价”，是因为这条信息能帮他们保住或转移数百万诈骗所得，投入产出比极高。诈骗团伙实施诈骗、操控资金流向，需要实时掌握受害人账户及所谓“安全账户”的冻结状态。与其深度绑定的洗钱团伙则专门负责将赃款拆分、多层转移，同样需要确认资金流转路径中各账户是否已被警方管控，以决定下一步操作。
多则判例从侧面印证了这一需求。福建省一则判例显示，福建省柘荣县公安局刑警袁某某累计非法查询378条公民信息，其中部分被用于实际诈骗犯罪。另一则案例中，四川省大竹县警务辅助人员杨杰在任职期间偷用其他警察数字证书，在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非法查询银行账户信息共计5000余条，服务于网络赌博平台。
卢成解释，诈骗团伙作案时要将受害人资金通过多层账户快速转移，如果某个“安全账户”（即诈骗团伙控制的接收账户）已被警方冻结，诈骗团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该账户接收资金，赃款将直接无法取出。
乾明则指出，诈骗团伙还可反向查询受害人的银行账户状态。若受害人账户已被止付或冻结，说明其已报警，警方正拦截资金，团伙即可立即“收网”，切断联系、销毁证据，转入善后阶段。
更需要警惕的是，江西省上高县的判例显示，“上线”团伙已开始反向利用警方的反诈工具，对27个账户进行止付。保护性止付是公安机关为保护潜在受害人财产安全的措施——当系统监测到某账户可能正遭受诈骗，警方可依法对账户采取临时约束（如暂停非柜面业务、只收不付等），主要目的是阻断资金外流，给受害人一段“冷静期”。
乾明对第一财经表示，这一机制一旦被“上线”诈骗团伙利用，犯罪团伙提前冻结账户，可能使警方在追查资金流向时，因看到账户已被其他办案单位冻结而中断追查，从而为转移赃款争取时间窗口。此外，这一操作也可能被用于辅助诈骗，例如谎称账户被公安机关监控，诱导受害人转入其他“安全账户”。这意味着其犯罪手段已经从“被动规避”升级到了“主动控制”。“他们不再只是偷偷摸摸地窃取信息，而是开始尝试直接操纵关键的执法工具。”乾明称。
监管已经开始关注
从多则判例来看，涉事方通常被判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社会中间人与内部警员均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山西汾阳案一审判决显示，王某与董某均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和三年。江西省上高县案中，王某甲因非法查询、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晏某、某副所长陈某等多人亦获刑。
据《刑法》，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17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若造成被害人死亡等严重后果、重大经济损失、社会恶劣影响，或数量及违法所得数额达到一定标准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多地监管已开始行动。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公告，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其中“个人信息相关违法犯罪案件专项打击治理”明确点出，要聚焦金融借贷、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严惩行业“内鬼”，并严厉打击信息泄露、倒卖、使用全链条的违法犯罪活动。同月，淮北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局窗口组织开展信息安全与保密管理自查自检，对窗口信息安全体系进行全面“体检”，以提升民警辅警的保密意识。
（卢成、乾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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